bob官方下载链接在北京地质学院读研究生时和同学的合影。他身上的棉袄是爷爷留给他的，他也是穿着它到甘肃的。图片来源：地质出版社

　　“我至今还记得他在祁连山野外考察时攀着绳子过河时的样子。两条腿搭在绳子上，双手握着绳子交替往前移动，整个人在绳子上摇摇晃晃。”

　　73岁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退休干部兰方手拿《地质笔记》对新京报记者说。他曾是在甘肃地质局区测二队的同事。

　　自3月26日在全国发行上市后，《地质笔记》一书广受好评。这本近52万字的书稿，以忆文和笔记结合的独特方式记录了1968年至1985年的地质往事。

　　最近，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在地质系统的一些老同事。在他们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代地质队员共同经历的青春、和热血。

　　今年80岁的刘霄祥认为，这本书从封面到内容如同是对年轻岁月的一次“重行”：“书中写的很多事，都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读着这本书，我好像听到了四十多年前他熟悉的脚步声从我身边走过”

　　1968年春节刚过，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新来了一位穿着蓝色卡其队服、身形清瘦的年轻人。

　　刘霄祥与在甘肃同事多年，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参事。2004年退休后，他一直住在银川。

　　当时，区测二队有近四百人。1965年之前，甘肃省地质局原有一个区域测量队。1965年，为支援三线建设，黑龙江、宁夏的一批地质队员来到甘肃酒泉，重新组合成立了区测二队。随后，每年都有一批大中专学生和技术人员分到队里。

　　刘霄祥说：“我们队里大部分技术人员是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以前还从没有过，队里的党员也很少。凭着这个身份，他本来可以分到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

　　8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原校长赵鹏大，在担任校长期间经常听到学校老师聊到学生时期的：“当时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号召年轻人去西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响应国家号召去甘肃的。”

　　事实上，在1965年大学毕业时，就曾主动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在书中写道：“我曾多次要求到工作，并两次写血书明志。”

　　在书中还回忆了自己从北京启程到甘肃时的情形：1968年初，刚过完春节，告别父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bob官方下载链接我挤上了从北京驶往兰州的列车。”行李很简单，“一个装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儿时曾用过的油布的被褥、两个装满书籍的木箱。列车在朔风怒号中开动了。我此行是前往甘肃省地质局报到，那将是我从事地质工作的新起点。”

　　今年86岁的李廷栋是中科院院士，曾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是的“学长”。bob官方下载链接他指着书中这段文字说：“我们那个时候出远门，都是简单携带一个铺盖卷。你看报到时，把儿时用过的行头、书籍都带去了。他就是要扎根西部，做个出塞青年。”

　　在书中回忆甫到区测二队时的情形说：“那会儿，我们新来的大学生都没有下分队，bob官方下载链接集中在队部烧锅炉、参加科室学习。这年冬天，我们新分来的大学生和一些老技术员被安排到酒泉丰乐公社劳动锻炼。就是这样，我们干了三个多月。”

　　在1970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要在祖国的土地上，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为人民造福。”

　　现年80岁的马海山早于三年到区测二队工作。1969年，他在五分队担任普查组组长，在这个小组做组员，一起进行野外考察。1993年马海山退休后一直居住在酒泉。

　　“他话不多，说话彬彬有礼。别人休息玩闹时，他总是安静地看书”。这是马海山对的第一印象。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

　　在长达六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经历中，兰方和在工作上互相协作，生活上同甘共苦，一个锅里吃饭，一顶帐篷里休息。他说，家宝很大的特点是爱学习、爱看书。晚上常点蜡烛苦读，看各种各样的书。

　　祁连山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号称“生命禁区”。那时，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及找矿工作，其工作区域涉及甘肃、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区域地质测量被行内人简称为区调，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基础地质调查。对此，在书中写道：“它是以1：20万国际标准图幅的地形图为底图，将各种地质现象，用统一图例填绘在地形图上。”这是找矿、工程地质勘查、防灾与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这份工作是最艰苦的，一般每两公里布一条地质路线，一公里左右一个观测点。”刘霄祥说，当时五分队负责平川幅、高台幅、祁连山幅三个图幅的区调工作。

　　那时，工作区域常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即使在夏季，夜晚的温度也在零下十几度。刘霄祥说，“到过的区域，我都受不了，到了那里就有高山反应，吐个不停。”

　　1968年，从北京来酒泉的时候，兰方也从成都地质学院毕业，进入第二区测队。他说，“因为是区调工作，工作范围大，每周都要搬家。为了搬家方便，我们只能携带轻便一些的单帐篷。可是单帐篷不保暖，晚上冻得睡不着觉。”

　　据兰方回忆， 有一次因为要整理野外资料，不能钻被窝，队员们冻得手脚麻木，和队友们就在帐篷里生火。“结果帐篷太封闭，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家宝一氧化碳中毒，后脑勺疼了好久。”

　　“在野外的考察中，我们要顺着深沟爬至山脊，直到冰雪覆盖的地方。”在书中描述，从深沟到山脊，多数时候并没有路，“很多时候到达工作地点，直线距离两公里，要走三四个小时。”

　　兰方说，当年身体比较单薄，算不上强健，但每次上山他都走在前头。“由于山高缺氧，每走一步都困难，有几次我试图追上他，但终未能如愿。”

　　马海山说：“当时的野外测量和标本采集，近的地方一个来回要走上一天。远的，要带上睡袋和帐篷，在山上露营。”

　　马海山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和曾多次遭遇险情。最危险的一次，大雨下了三天，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一米见方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动，等队员们反应过来，帐篷已经埋到半截。他们救出一个被困的队员，一分钟不到，帐篷就被泥石流掩埋。

　　“除了野外考察的艰辛和危险，最苦的是搬家。” 刘霄祥说，“做区调，野考面积广大，要不停地迁徙。小搬家一周一次，大搬家十几天一次。一次小搬家几十公里，大搬家上百公里，还要搭帐篷、支炉子。搬家途中，遇到沼泽沙坑，车马陷进去，要人力去抬。”

　　在书中写到，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就继续往前走。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

　　80岁的任丰寿是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时的同事。他在祁连山搞过勘探，曾任甘肃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退休后居住在北京，

　　任丰寿说，“那不是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旅游。到达考察点后，你要打标本、做记录，那既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

　　“他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马海山说，“我们这个分队工作艰苦，很多人不愿意呆下去，人员流动很大，从1969年到1974年，来来去去近二百人，留到最后的只有我和。”

　　接受采访的多位的老同事都认同一个事情：地质工作很艰苦，但在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

　　在1970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

　　野外生活枯燥，地质队员们会苦中作乐。“完成一天的工作，收队的时候，大家会一边走一边唱歌。”兰方说，那时候我们唱的最多的是《地质队员之歌》。

　　兰方回忆，总是很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和生活。有时，骑在牦牛上唱完歌后，还会唱几口京剧，像《借东风》、《打渔杀家》等。

　　在书中也提到自己唱歌的事：“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秘，宛如仙境。”看到在书中这句话，一位老同事有些费解：“在山上那么苦的日子，怎么在他的回忆中这么美好？”

　　兰方说，他们当年出野外时，脚踩着碎石，常常哗哗作响。看了这本书，耳边又响起了四十多年前的脚步声。

　　在书中，所有的野外地质笔记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几乎没有涂抹的痕迹，手绘地质图像印刷一般清晰。

　　40多年前，甘肃地质局发的野外记录簿是红色的本子，业内人把它简称为“野簿”。野外考察队员每次在野外考察，要在记录簿上画地质图、标明岩层结构、地理坐标等。

　　这45本笔记并非全部的笔记资料。在书的自序中写道：“可惜的是，由于单位多次变动、个人多次搬迁，我的一些地质笔记、图表资料、手稿及标本等散失了。”

　　“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第一次引起马海山的注意，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一样。他很认真，为了一个考察点，多远多难走的路他都要去。”

　　兰方说，在当年分队组织的野外原始资料展评会上，家宝的野外记录文字工整，文笔流畅，看上去像印刷一样整洁，深得好评，一直是大家学习的楷模。

　　兰方对在野外考察的较真劲印象十分深刻：“有时候天已经晚了，下一个考察点还没有走到，一定要过去，从不做飞点。”

　　“飞点”也叫“遥测点”，野外考察时，因为山高路长，有的地质队员会通过远远眺望，记录描述看到的岩石、地层、构造等。

　　与一起做野外考察的时候，兰方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和当地农牧民接触，与他们打成一片。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在学生时代就借着实习的机会做社会调查，了解百姓生活。的老师索书田和郭铁鹰说，大学时期到丹江口水库及嵩山野外实习期间，住在老乡家里。假期常一个人到京北平西府和农民在一起。有一年，还在老乡家里过的春节。

　　索书田说：“我记得，当时老乡家里穷，吃的都是粗粮，很少有菜。实习的同学吃派饭，总不忘交足饭钱。”

　　在本书中，有一张1963年夏天到秦岭实习时和老师、同学的合照。郭铁鹰也在其中。他给记者指着照片上自己和的位置，高兴地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兰方说，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喜欢一起谈理想。工作累的时候，把皮袄铺到地上，躺在上面看着天，天南海北地聊。

　　“家宝告诉过我，他的理想就是好好工作，为国家找矿，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兰方记得，非常重视找煤工作。多次钻到老乡自己挖的小煤窑里，了解煤层厚度，煤层变化，实地了解煤层的可采性。

　　在书里，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把找煤放在那么重要位置：那时，许多农民温饱无法解决，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烧火做饭多用麦草、玉米秸，寒冬腊月，取暖煨炕也多用牛粪、秸杆等。有人进入祁连山北坡，砍伐极为珍贵的松柏涵水林带，或河沟中的灌木林。

　　“每当我看到各户农家升起的袅袅的炊烟，闻到空气中散发的烧牛羊粪的气味，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希望找到煤矿“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做些事。”

　　1972年，兰方和在甘肃高台、临泽一带找煤，80米深的小煤窑，一个轱辘连着一根绳子垂到井底，下去的时候，要把绳子绑在腰间，双脚蹬着井壁，慢慢往下蹭。

　　在书中也写到了下小煤窑的情景：我和挖煤农民一样，靠油灯照明，匍匐到狭小的工作面进行记录、画素描和采样，在没有任何通风条件的独头坑道里，一旦发生片帮（注：受顶层挤压从煤壁挤出来的碎块）、冒顶（注：指上部岩层塌落）后果将不堪设想。

　　2002年，重回甘肃，走访了他当年找煤的地方，“看到改革开放后当地经济发展、百姓温饱无忧，心中十分高兴。”

　　1974年夏天，六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结束，负责《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矿产部分）》的编写工作。

　　2000年，原来所在的区测二队与地质二队、地质四队等勘探单位合并重组为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

　　“那代地质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四勘院副院长沈清杰告诉新京报记者，院里专门成立了二次资料开发室，对老一辈地质人留下的资料进行研究。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根据和他同事们编绘的1:20万祁连山幅地质图，甘肃省先后发现了九个矿藏，夹皮沟铁矿、小龙口铁矿、卡瓦铁矿储量都超过一亿吨。

　　1978年12月，担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分工主持队里的生产工作，开始逐步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

　　1979年9月，他又调任甘肃地质局担任地矿处副处长。1981年3月，地质部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记得，1979年，任地矿处副处长后，有一天曾征求他的意见：“有人说我不应该去搞行政，应该做技术。”

　　汤中立是我国最大的镍矿—金川镍矿的主要发现者之一。调到甘肃地质局做地矿处副处长时，汤中立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两人从1979年到1982年曾一起共事。

　　汤中立对说：“我认为你搞行政挺好。国家刚刚从中走出来，正在拨乱反正，需要一批有大局意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

　　马海山回忆，跟随自己第一次出野外时就遭遇了险情。他们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眼看着洪水不断上涨，一些队员还是不愿意搬离，他们认为水不会涨到营地。”

　　还有一次，在祁连山北坡工作时，突然大风呼啸而来，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马上敲击水壶，招呼大家蹲在骆驼旁躲避沙暴。

　　马海山说，“在那种环境下，能操好自己的心都不错了，不是，他平时很安静，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会站出来。”

　　任丰寿对他就有这样的印象：“开会的时候，他不怎么爱发言，但他一发言，总能综合会议上各种意见，得出一个让大家心服口服的结论。”

　　孙矿生说，那时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每天都能在楼道里遇到。他记得，那时的穿着很普通，上身常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蓝卡军便服，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和一般职工没有区别。

　　在甘肃地质局的同事陈广清经常与一起出差，常住在一个房间，“除了晚上，你见不到他。他总是到处走访、调查。晚上回来后，也是忙着做笔记，不怎么闲聊天。”

　　早在1979年，就在日记里说，“我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赵生贵的名字也出现在书中。提到二人曾一起下队调研。那时，任地矿处副处长，赵生贵是局里的副总工程师。

　　今年84岁的赵生贵回忆：“在那次调研中，当时道路不好走，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才到第一个调研地。路上颠得肺都出来了。”

　　赵生贵第一次见是在1979年甘肃省地质局召开的一次铬铁矿找矿动员会上，发表了一篇《从祁连山超基性岩特征认识建造与改造的关系》的论文。论文中提到奥菲奥岩，指出了它在祁连山的存在。赵生贵说：“因为那篇论文，我对他很钦佩。”

　　“奥菲奥岩的概念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那个时候，很少有地质工作者会注意它，但居然在实际工作中留意它了。”任丰寿也注意到了这篇论文的价值。

　　“他平时不和大家一起打牌玩耍，但大家却都喜欢他。”78岁的薛缠齐和曾是区测二队的同事。他说，“那时，同事有什么困难，家宝都会出手相帮。”

　　1971年，薛缠齐家里遇到了难事。二话不说，拿出一百块钱让他渡过难关，“当时，一百块钱可是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区测队担任处干事、副队长期间，还两次放弃了工资提级的机会。文化大闹了十年，工资好多年没涨，好不容易要涨工资了，还限制了名额。一个单位涨工资的人数有一定比例，大家都争着要名额。”薛缠齐说，“但两次都把自己的调资指标让了出来。”

　　2004年，孙矿生看到了几本担任甘肃地矿局副局长时的管理笔记，“里面记录着有关局里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职工子女教育工作，离退休干部安置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

　　在的45本笔记中，有许多内容是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作调查研究时的记录。《地质笔记》一书就用大量篇幅收录了他的调研笔记。说：“我始终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调查者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的综合表现。”

　　兰方对书中的两张照片印象深刻：一张是蹲在一堆标本前，右手托着一块岩芯仔细查看。这是1985年3月他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是1985年4月在江西912队，带着一顶安全帽，在翻看钻孔编录。当时，已经是地矿部副部长。

　　“到工作地之后，他几乎不休息，马上上钻机、下坑道，深入群众，考察工作。遇到问题说问题，不掩饰、不避讳，你骗不了他，他懂。”曾任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的张洪涛告诉新京报记者。

　　在书中说：“在调入地矿部工作前后的这些调研，加之在甘肃省地质局及区测队15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对地质工作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思考越来越深入，写出了一篇篇调查报告。”

　　据统计，仅在地矿部工作三年间，下基层调研时间就有230多天，占工作时间的近四分之一，最长的一次调研长达36天。脚步遍及东北三省、新疆、湖南、广东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勘探单位近80个。

　　2004年，甘肃地矿局要办一个地质展览馆，时任甘肃地矿局局长的孙矿生找到了其中一个木箱。箱底干干净净垫着一张报纸，最上面叠放着一件野外考察穿的半袖雨衣，下面是一件行李布，行李布下面是一双登山鞋，一双雨鞋，一个蓝卡其工作服，工作服颜色都洗得褪了色，领口还有酒泉红旗被服厂的标签。

　　1995年6月、2002年9月、2009年10月，到甘肃出差期间，都曾专门抽时间看望过去的老同事。

　　据媒体报道，2002年9月在酒泉看望老同事时说：“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大家。我到北京后搬了好几个地方，可从未想着回去看看。可这里就不一样了，有你们在总是有所牵挂的。”

　　那次酒泉之行，曾去寻找区测二队的旧址，沿着熟悉的路走了很久。他告诉老同事们：“队部的平房已经拆除，记忆中的那一排排杨树也不见了。”

　　2009年9月的一天，的妻子张蓓莉来到兰州。孙矿生回忆说：“在晚上人们都下班的时候，她去地矿局悄悄走了一遍，还看了展览馆，那里有很多当年的照片资料。”

　　随后，她还特意提出去看一个距地矿局不到3公里的废弃机场。当年在兰州工作的时候，周末全家常常去那里骑自行车、散步。跑道的尽头，有一片草地，翠绿翠绿的。

　　孙矿生说，当时这个旧机场已经搞起了开发，建起了围挡，机场跑道被挖成了巨大的基坑。张蓓莉站在那里看了半天。

　　2005年，住在长春的老同事张庸接到的一封来信，随信寄了两千块钱，请他转交一位叫周振环的老同事。

　　2006年1月，孙矿生陪同汤中立到北京见。孙矿生回忆说：“他握着汤中立的手很久，眼角渗出了泪花。还询问了甘肃省地矿局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事身体和生活近况。”

　　《地质笔记》的出版发行，使这些老同事们又回到了40年前的峥嵘岁月。“书里写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勾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许多事情。”兰方说，虽然是的书，但书里的内容，是一代地质队员们共同经历的，寄托着那代人的青春、和热血。